孔子的先世是商代的王室。周灭商，周成王封微子启于宋，于是从王室转成为诸侯。四传至宋公，他的长子弗父何，次子鲋祀。宋公没有传位给儿子而是传位给了他的弟弟，即炀公。兄终弟及本是商代的制度。但当时已盛行父子相传，鲋祀于是杀了叔父炀公，想让他的哥哥弗父何为君。但弗父何若为君，就要治他弟弟弑君之罪，在家庭间又增悲剧，因此弗父何谦让没有接受。其弟鲋祀立，成为厉公。弗父何仍为卿。孔子先世于是由诸侯家又转为公卿之家。直到孔子时，鲁国孟僖子尚说孔子乃圣人之后。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辅佐过宋戴公、武公、宣公，都位列上卿。但正考父并不自满，每一次受命，都更加的恭谨，又自奉十分的简朴。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是他的字，嘉是他的名。因为获赐族之典，他的后代便用他的先人的字作为氏，叫作孔氏。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代祖。宋宣公把位传给他的弟弟，即穆公，孔父嘉任大司马。穆公又传位给他哥哥宣公的儿子，为殇公，孔父嘉受遗命佐助嗣君。华父督想要弑君，于是先杀了孔父嘉。孔父嘉曾孙叫孔防叔，因为害怕华氏的威逼，逃到了鲁国。任防大夫，所以叫作防叔。鲁有东防西防，防叔所管辖为东防，在今天的费县东北。孔氏本来是宋贵卿，逃到鲁国后，卿位就失掉了。但没有即可受地而耕成为平民。在当时，贵族平民之间，还有新兴士族，或是贵族后裔的疏远者，或是贵族的破落者，与夫平民中的俊秀子弟，因其学习当时贵族阶级礼乐射御书数等艺，而得以进身于贵族阶层中当差服务，受禄养以为生。这样的士族，各国都有，而鲁最盛。孔防叔在鲁，其身份也是一士。其为大夫也只受禄，不能与封地世袭者相比。到此，孔子先世于是又由贵族公卿家转为士族之家。孔防叔之孙叫叔梁纥，担任鲁邑大夫，也称作叔纥。字也作陬，又作邹，是邑名，而不是国名，与邹国之邹不同。叔梁纥武力绝伦，在当时以勇称。据《左传》记载，鲁襄公十年，晋国率诸侯联军攻打晋国的逼阳城，叔梁绝也随同鲁军参加战斗。逼阳城门有两重，一重是通常的城门，供朝夕开阖之用；一重为悬门，高悬在上，一般不用，仅供战时急需。当时，逼阳人故意打开城门，诱敌人城，然后突然放下悬门，以便瓮中捉鳖。就在这时，叔梁绝迅速托起沉重的悬门，使已入城者赶快撤出。叔梁纥即孔子的父亲。孔子是叔梁纥最小的孩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父亲的前两位妻子生了九个女儿和一个瘸腿儿子，为了得个理想的继承人，父母在曲阜东南的尼山(一名尼丘山)做过祈祷。据说后来孔子的母亲颜征在于尼山附近的一个山洞(名夫子洞，一名坤灵洞)里生下了孔子，取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靠孔母征在全力苦撑才得以维持。母子从陬邑迁到鲁城的阙里，这里的文化环境对孔子的成长非常有利。童年时代的孔子在母亲教导下开始学习文化，逐渐产生兴趣，常常学大人的样子摆设礼器，施行礼仪，当作游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周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产生了很强的学习自觉性。有关孔子幼年时候的教育情况，详细的情况不可知。但当时士族家庭多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来作为进身谋生的途径。而孔子学习，是从所习六艺中，探讨其意义所在，及其源流演变，与其是非得失的判断，从而明白所学中有道义。在他16岁的时候，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病故。孔子打算把母亲与父亲合葬在一起，但他三岁丧父，一直不知道父墓的位置，所以他先将母亲浅葬于五父之衢。丧事办得谨慎周到，见者都以为是正式之葬，而不知道是临时浅葬。后来，问于陬曼父之母，才得以合葬于防。陬是地名，曼父是人名。陬曼父即陬邑叫曼父的人。此人与叔梁纥是同乡，也是陬人，所以他的母亲知道孔子父亲的墓在什么地方。孔子将父母合葬于防以后说：“我听说古时候只设墓而不起坟，但现在我孔丘是一个周游四方的人，墓葬不可以没有个标志。”于是在墓上封土起坟，其高四尺。弟子随孔子一起参加了葬事。事后，孔子先行一步回家。弟子在后，遇到大雨。弟子回来后，孔子问道：“你们怎么回来得这么迟?”弟子答道：“防地的坟墓遭雨崩坏了。”孔子没有作声。弟子把这话又说了几遍。孔子伤心地流泪，说：“我听说古时候是不修坟墓的。”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孔子和他的母亲的感情是极深的。士族习儒业为出仕，这是一家生活所赖。孔子早孤家贫，更不得不急谋出仕。所幸在母亲教导下，他学会做许多粗活。孔子自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他曾经做过乘田(管放牧牲畜)、委吏(管理仓库)等小官吏，他都干得很好。他曾想寻找机会踏进上层社会的门槛。于是，就在他安葬了母亲后不久，发生了这样的事：鲁国的执政大夫季孙氏宴请名流，正在居丧的孔子穿着腰间束有麻带的孝服，也赶去参加。谁知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向他呵斥道：“我们请的是有地位的人，并不招待你这样的人。你走吧！”孔子吃了一个闭门羹，只好退了下来。他对这样的羞辱是难忘的，因此后来终身讨厌阳虎。经过这件事，孔子懂得贵族家世并不是入仕的通行证，要改变现实地位必须依靠自己的加倍努力。于是，在通往政治舞台的道路上遭到最初的挫折之后，孔子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学无常师，为学不倦。他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他进入供奉鲁国先祖的太庙，碰到任何一个建筑、器物、礼仪，都要详细询问，留下了“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的佳话。他对音乐有特殊的兴趣，到齐国听大乐师演奏《韶》乐，非常入迷，竟至于“三月不知肉味”(《述而》)。他曾向鲁国音乐大师师襄学琴，一只曲子学了10多天之后还在练习，师襄认为可以学其他曲子了，他说技巧还不行。过了些日子师襄认为技巧已经提高，可以学新曲子了。他说还不行，因为没有领会曲子的内在精神。后来，他终于体会到曲子的精神，认为它是文王的作品。师襄听了孔子的话，十分惊讶地说：“说得对！我的老师说过，这曲子叫作《文王操》。”孔子利用一切机会增加自己的知识，凡是到鲁国访问的学者、文化人，孔子都要向他们请教；有时还走出国门，向名家学习。相传他曾经风尘仆仆来到周都洛邑，向周的柱下史老子问礼，使自己获益匪浅。他活到老学到老，直到六七十岁，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孔子周游列国时，叶公曾向弟子子路打听他的为人，子路回答不出。孔子事后对子路说，关于我的为人，你可以告诉他，“其为人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所以能成为一位大学问家，是与他虚怀若谷、勤于学习的态度和融会贯通、善于学习的精神分不开的。孔子20岁的时候就以博学闻名。他的名气从街巷一直传到了宫廷。20岁得子时，鲁国的国君鲁昭公派人送来了一条大鲤鱼，以示祝贺。孔子受宠若惊，便给儿子取名叫鲤，号伯鱼。不言而喻，这里寄托着鲤鱼跳龙门的希望，表现了孔子对于政治的跃跃欲试的心情。孔子30岁的时候，学问已有深厚功底。他说自己“三十而立”(《为政》)，意思是他对当时士大夫必须学习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都已掌握，可以立身于社会了。孔子博学，远近知名；有一些贵族和平民子弟，开始向孔子问学。本来周和各诸侯国官府中，有专人负责教育贵族子弟。但这时新旧制度交替，社会动荡不定，礼崩乐坏，官学废弛。孔子为了传播周朝传统的礼乐知识和治国安邦之道，培养有道德善治国的人材，首创私学，聚徒授课。他采取启发诱导、讨论总结的教学方式，收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可以说他的思想是在与弟子们的研讨中形成、完善的。孔子35岁时曾随鲁公来到齐国。齐景公请教孔子如何治国，孔子告诉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也就是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君臣父子各行其礼。齐景公听了非常满意，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粟，我也吃不上啊”！想用孔子为官，辅佐自己。但是齐国晏婴等大臣反对儒家仁义礼乐思想，更反对孔子占据高位。于是齐景公重用孔子的决心动摇了。以后他不再向孔子请教治国的道理了，只是在表面上还很客气罢了。他向孔于说：“我不能像鲁国对待季孙氏那样，给您大权在握的上卿地位；我也不会像鲁国对待孟孙氏那样，给您毫无权力的下卿地位；我待您的规格就在季孙、孟孙之间吧。”后来齐景公当面告诉孔子：“我年纪老了，精力不济，无法任用您了。”听到这样的逐客令，又风闻齐国的有些人想陷害他，孔子只得匆匆打点行李，离开齐国，返回鲁国。孔子的名声越来越大，51岁时被任命为中都宰，是管理国都的长官。当时鲁国国君鲁定公和执掌大权的季桓子，分别面对着三桓和家臣日益增长的威胁，需要惜重孔子的才干和名望，而且由于孔子未被阳虎和公山不狙拉拢，使季桓子对他有了一定的好感。这使得孔子有了这次出仕的机会。孔子曾说过：“用行政命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约束他们，百姓是暂时能避免犯罪，但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用道德来治理百姓，用礼制来规范他们，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显然，孔子的治理方法是要建立周代那样既有等级而又和睦的社会。他在任的时候便运用这样的方法，一年后中都面貌改观：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尊老爱幼，强不凌弱，路不拾遗，男女间不淫乱，做买卖的不弄虚作假……于是，四方都竞相学习。孔子在鲁国树立了一定的政治威信。由于政绩斐然，孔子从中都宰升为司空。不久，孔于又升为主管司法工作的司寇。孔子虽然扫任了司寇，但他并不以为仅仅诉诸刑法就能搞好社会治安。所以他一方面主张公平地处理诉讼事件，反对只听片面之词就判决案子，另一方面考虑怎样从根本上杜绝人际之间的冲突和犯罪现象的产生。在他看来，如果人人都有了仁义之心，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准，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道德舆论，那么官司就能从根本上消失了。在大司寇任上，孔子的得意之笔是在夹谷之会上为鲁国赢得外交胜利。夹谷之会是齐鲁两君的会盟，当时齐强鲁弱，齐国想通过会盟，压迫鲁国屈从自己。孔子作为鲁定公的主要助手和相礼官参加会议。当他看到齐国组织一批不三不四的人，以献“四方之乐”为名，企图制造混乱，劫持鲁定公的时候，挺身来到齐景公面前，指责齐国失礼。周礼是诸侯的行为准则，失礼即成为丑闻。景公见势不妙，当即承认错误，挥退众人。齐人不肯就此罢休，在起草盟约时提出，如果齐国有事出兵，鲁国必须派300乘兵车相助，否则就是破坏盟约。孔子针锋相对地提出，齐国必须归还鲁国强占去的汶阳之田，否则也是破坏联盟。孔子就这样利用周礼和自己的勇敢机智，顶住了强齐的外交攻势，为鲁国争得了荣誉和利益。孔子在夹谷之会上的胜利，更加提高了他的威信。执掌鲁国之政的季孙氏让他做代理宰相。这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但好景不长，接着很快就走了下坡路。原因在于，归根结底，孔子的政治理想与季孙氏完全不同。在当时鲁国的政坛上，公室即鲁公的势力已经衰微，而私家即季孙、叔孙、孟孙等三卿的势力强大，他们架空鲁君，控制鲁国的实权。但私家内部也有问题，三卿各自的家臣借管理家政之便，暗中经营、扩张自己的权势，又架空三卿把持家政，进而把持国政。孔子对这些以下犯上的非礼行为痛心疾首，历来主张“张公室抑私家”，只是没有权力和机会。现在权力有了，他又从季孙、叔孙家臣的叛乱中看到机会，他要行动了，具体目标是 “堕三都”。原来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等三卿在自己的领地上各建都邑，分别叫费、郈、成，作为领地的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塞，由家臣管理。家臣与三卿的矛盾发展到无法缓解的程度之后，往往把这些都邑作为反叛的据点。公元前502年季孙氏家臣阳虎据费邑叛乱，公元前500年叔孙氏家臣侯犯据郈邑叛乱，使季、叔二氏非常恼火。孔子借这个机会，提出堕三都的计划，表面上是对付家臣的，实际则是一箭双雕，连三卿一起打击。三卿开始都赞成这个计划，于是拆了费和郈，等到拆成邑时他们恍然大悟，没有自己的都邑也就没有自己的地位，于是改变了态度，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支持孟孙氏的家臣坚守成邑不给拆。结果孔子和亲自出征的鲁定公都败在成城之下，堕三都的计划只得不了了之。孔子的处境变得艰难起来。在这时又接连出现两件对他不利的事情。一是齐国给鲁君和季孙氏以美女组成的歌舞队和骏马，季孙氏他们接受馈赠后不上朝，不见孔子。二是鲁公郊祭，按惯例仪式结束后，把祭肉分给大臣，每次都有孔子一份，但这次偏不送给孔子，以示冷落。鲁公、季孙氏变了脸，所以孔子在鲁国已经呆不下去，于是决定离开鲁国，希望在其他诸侯的国家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55岁的时候，怀着抑郁沉重的心情，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14年“周游列国”的生活。所谓列国，也不过是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国，其中他住的时间较长而且拿了俸禄的，只有卫、陈两个国家，其他几国仅仅是路过。卫、陈两国之君接待了孔子，甚至给予很高的礼遇，但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孔子声望抬高自己，并不想实行孔子的主张；其他国君连礼遇的雅量也没有。公元前493年，孔子离开卫国南行，到曹、郑，两国都不接待。到宋国时，大司马桓魋甚至要杀害他，弄得他只好化装逃走。14年中，孔子的生活有优裕的时候，也有艰苦甚至很危险的时候，他总是处之泰然。吃卫君六万斛俸禄，他不改变政治态度；匡人、桓魋要杀他，他镇定如常；在行经陈、蔡的路上断粮，许多弟子饿倒了，他照样讲学、弹琴、唱歌，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概。这些年，他的主要收获是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他读了很多书，想了很多，又把这些讲给了学生。跟他周游列国的学生，都有了很大进步。他很注意在困难境遇中对弟子进行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教育。在陈绝粮之际，他知道有些弟子心中不高兴，于是先请子路来谈。他问子路道：“我们遭到这么大的困难，是不是说我们的道(学说) 有不对的东西?”子路说：“人家不信任我们，可能我们还没达到仁吧?人家不让我们通行，可能我们还未达到智吧?”孔子对他说：“如果仁者一定被信任，怎么会有伯夷、叔齐？如果智者一定能处处通行，怎么会有王子比干?”接下来，孔子又与子贡谈这个问题，子贡说：“您的道太高大，天下没有人能够接受，为了人家能够接受，您是否可以将您的道降低一点?”孔子说：“君子应该努力追求真理，而不取悦于人，让人家接受。你却不是这样，你的志向不远大啊！”最后，孔子找来颜回，颜回的理解迥出于二人之上，他说：“您的道至大，所以天下没人能接受。可是这有什么关系?这种世道，不被接受才显出君子的本色。不修道是我们的耻辱，现在道已经大修而诸侯们不用，这是他们的耻辱。”孔子对于这个答案非常满意，大大鼓励颜回一番。这三个得意门生受到切要的点拨，思想境界都有提高。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季桓子去世，临死前后悔未用孔子，嘱咐继他为卿的季康子，一定要请孔子回国。但是由于有人反对，当时没有实现。后来孔子的学生冉有、子贡等相继返鲁为官，特别是冉有在公元前484年春率鲁国军队战胜入侵的齐军，立了大功，同其他弟子一起推荐孔子。季康子终于下了决心，派人致厚礼请孔子回国。孔子已是68岁的老人，早厌倦了没有希望的游说、奔走，于是接受季氏之请，在这一年回到鲁国，结束了多年的流亡生活。孔子回国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态度，因此不可能受到任用。公元前484年，季康子要实行田赋，派冉有征求刚刚回国的孔子的意见。所谓田赋即按田亩征收军费，比原来收得多，孔子认为这一做法不合周礼，表示反对。他说如果不遵守周礼，放纵贪欲，即使收田赋也不够用。季康子没有听孔子的意见。公元前481年齐国陈恒(又称田成子)杀了齐简公，掌握了齐国政权。简公昏庸无能，陈恒行新政，颇得人心，但孔子认为，无论如何臣弑君都是大逆不道的。他斋戒沐浴一番，先后向鲁公、三卿做过郑重其事的报告，请求他们派兵讨陈恒，但这些人根本不理睬他。孔子在这两件事上诚然显得保守，不过他真诚地相信，只有依礼而行，国家才会有秩序与安宁。和季康子以及自己的一些弟子的冲突，使得孔子回到鲁国后的晚年生活，从一开始就展出了凄凉的景象。季康子的冷遇，虽然对于已淡于功名富贵的孔子来说，并不会引起很大的痛苦；但是对于数十年投身于火热的现实生活的孔子来说，这不能不使他产生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孤寂感。与一些弟子的关系破裂，不仅使孔子有着陪伴者日少的外在的孤寂，而且使孔子有着精神上无人理解的内在的孤寂。他向子贡叹息道：“世界上没有人理解我呀！”鲁国不能用孔子，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也不求做官。在回到鲁国后，专心致志从事教育和古文献整理工作。史书说他的弟子前后总计有3000人，通晓六艺的72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他返鲁之后教育培养的。夏商周三代传下许多文献资料，孔子为了研究古代文化和教材建设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编辑整理，成为儒家经典——《书》、《礼》、《诗》、《乐》、《易》、《春秋》六经。孔子时代有《夏书》、《商书》、《周书》，分别保存三代的政府文件。孔子把它们分类编次，成为《书》(亦称《尚书》)。现存有关礼的书有三种：《周礼》、《仪礼》、《礼记》，孔子讲过三礼，整理过《仪礼》，这是一本从个人行为规范角度谈礼的书。《诗》是周代诗歌集，孔子认为这些诗不仅在政治、社交场合用来应对，而且可以增加知识、陶冶情操、培养道德意识。他抄录了不同本子的诗，删去重复的，留下最好的本子，并且按诗原来所配的曲子进行调整归类。古代诗和乐是统一的，实际上诗是填在曲子里的歌词。孔子会唱会演奏，又懂音乐理论，在音乐上是全才，他把300篇诗和乐曲正确地配合起来，使之篇篇可以弦歌。他整理过《乐》是肯定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可惜的是《乐》已经散佚不存。《易》是周人的占筮之书，但其中包括丰富的政治智慧与人生哲理。孔子晚年喜欢《易经》，反复阅读，以致贯串《易经》竹简的皮条断了多次。他学《易》不是为了占卜，而是玩味其中的道理，并从哲学上给以说明。后来儒家学者写出《易传》来解释《易经》，这里面就包括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孔子晚年喜欢读《易》讲《易》，可能也做过某些整理工作。《春秋》是鲁国编年史，孔子对这部书也下了很大功夫进行修订，首先是搜集整理史料，去伪存真，其次是写作中贯彻自己的思想，用极其精练的词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予以褒贬，其目的是让人们明白是非善恶。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在整理古代文献上建立了卓越的功绩，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得中国古代的一些典籍得以保存。他整理的《书》、《诗》、《礼》、《乐》、《易》、《春秋》——六经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宝藏，为人们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公元前481年，正当他在修《春秋》时，一头奇怪的野兽被人抓获，据说是麟。麟是仁兽，在不该出来的时候出来并且被逮，孔子认为这意味着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叹息说：“吾道穷矣！”于是罢笔，不再修《春秋》。这种孤寂的凄凉，又和家庭生活中的不幸带来的悲哀联系在了一起。就在孔于归鲁前的一年，他的妻子去世了。待到他归鲁时，其同父异母的哥哥也不在人间了。迎接他的亲人惟有独生子孔鲤及其儿子孔伋。儿孙的温情，无疑给了孔子莫大的安慰。然而，就在孔子回到鲁国后的一年，50岁的孔鲤竟然也去世了。老年丧子，伤心至极。孔子身边只剩下一个亲人孔伋了。孔子拄着拐杖，腰弯得更厉害了，须发变得更白了，在孙子的搀扶下，蹒跚而行。这给孔子孤独的凄凉晚景增添了悲哀的伤感。使这孤寂的凄凉更加浓重的是颜回和子路的死。孔子终于承受不了太多的打击，生了大病。子贡来探病，他对这位跟从他多年的心爱弟子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可惜没有人能遵行我的道。”并且悲歌曰：“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七天之后便去世了，时为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 479年)，葬在鲁城北泗水岸边。许多弟子为他守墓三年，子贡守墓六年。一些弟子和鲁人把家搬到他墓旁，拱卫着它。鲁国世世代代按时祭奠孔子，儒生常常在孔子墓旁演习礼仪。直到汉朝，大史学家司马迁到曲阜考查历史遗迹，还看到孔子传下来的习礼、作乐的遗风没有断绝。他感慨地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史记•孔子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