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作为军阀与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存在复杂关联，其形象并非单纯的“一介武夫”，军阀与五四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的中国呈现出既对立又存在一定联系的关系，且军阀主义不应被简单视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对立面。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年轻的中华民国国内冲突不断，地区军阀分裂割据。同时，激进的知识分子运动兴起，旨在在社会各阶层进行改革。知识分子领袖不满中国战后从属地位和北洋政府的软弱妥协，举起“民主科学”“反帝反军阀”旗帜，他们大多有西方或日本留学经历，是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开创者，被视为反对“文化落后、政治反动好战暴君”的坚定力量。
国共两党革命叙述加强了五四民族主义和军阀主义的二分法，将军阀主义与“封建主义”联系，认为国民革命是解决军阀中国诸多问题的唯一办法。
“军阀”是理解中国近代史有争议的范畴，虽在军阀割据时期当代著作中常见，但无人自称军阀，它常用来形容糟糕军事领袖或全民公敌形象。学者指出应从本质主义、贬义内涵转向建构主义观点，将其视为建构身份，在不同语境有变化。
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用“军国主义者”描述地区强人，而相关文章采用“武人”一词。原因一是“军国主义”概念难理解且西方内涵不同，“武人”是本土常用术语；二是“武人”能与“文人”并置，便于研究军阀与五四知识分子及中国启蒙运动关系。
西方学者多关注军阀军事方面，中国历史编纂者常将军阀简单描述为好战暴君和现代国家建设障碍。
麦科德认为一些省份军事强人权威更多基于对平民政治的调整和操纵，而非军事力量控制。苏勒斯基关注军阀时期制度、行政和经济发展，表明军阀统治有中国专制传统和西式现代化元素。
但这些学者过于强调军阀统治实用功能，低估军阀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和知识追求，认为军阀意识形态是加强军事控制的支离破碎教条，会被国民党民族主义信条掩盖取代，将军阀主义简单视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立面。
玛丽·兰金解释，军阀主义一方面受声称捍卫“民族主义、共和主义和民主理想”的革命者攻击，另一方面受体制下获有限政治自主权仍要求更多的民间精英和知识分子攻击。
考虑到“武人”和文人二元对立，中国军阀主义史学和中国启蒙运动史学很少融合，但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以陈炯明为例，他并非单纯的“一介武夫”，在军阀割据的复杂局势下，其思想和行为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与五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理念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与关联，在地方治理等方面可能也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军阀的举措，反映出军阀与五四知识分子之间复杂的关系，也说明军阀主义并非完全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和渗透。
